⑨如筝而大者此指大晟乐所用的瑟属“丝部”六种乐器之一为刘昺改

⑨如筝而大者：此指大晟乐所用的瑟，属“丝部”六种乐器之一，为刘昺改制的结果。据元人马端临《文献通考·乐考三》，刘昺因大乐原来使用的筝、筑、阮三种乐器，是“秦、晋之乐也，乃列于琴、瑟之间”，因而罢去。但是由于筝退出后整个乐队“丝声稍下，乃增瑟之数为六十有四，则八八之数法乎阴”（《宋史·乐志四》）。这种大晟之瑟“长七尺二寸，阴爻之数二十有四，极三才之阴数而七十有二，以象一岁之候”（同上），孟元老称其“如筝而大”，确实非常准确，因为筝与瑟形制相似，东汉应劭《风俗通义·声音·筝》就说：“今并、凉二州筝形如瑟，不知谁所改作也，或曰秦蒙恬所造。”西汉刘向《九叹·愍命》中有“挟人筝而弹纬”，注：“筝，小瑟也。”至于筝的具体尺寸，却没有文献记载，元人马端临在《文献通考·乐考九》中说：“自魏至隋，并存其器。至于制度之详，不可得而知。”孟元老见证了筝永远退出宫廷雅乐、为瑟所取代的历史时刻。而这种大晟瑟，也成为后世瑟的基础。南宋时姜夔定瑟之制，“桐为背，梓为腹，长九尺九寸”，所用为汉尺，汉尺九尺九寸与北宋大晟瑟的“长七尺二寸”并无出入，约为2.3米。

⑩截竹如箫管、两头存节而横吹者：应指篪（chí），属大晟府“竹部”乐器，据宋人陈旸《乐书》记载，应为六孔（包括上出孔）而底端封闭的横吹竹管乐器。宋代旧有大乐中原本没有这种乐器，为刘昺所增制。本书卷九记天宁节“宰执亲王宗室百官入内上寿”条，中有“次列箫、笙、埙、篪、觱篥、龙笛之类”，是篪这种新制乐器在徽宗朝燕乐中的应用（宋人叶梦得《避暑录话》所言，“虽燕乐皆行用”）。显然孟元老并非不认识“篪”这种乐器，而是因其为大乐中新增乐器，故而特意描述其形制。

?有土烧成如圆弹而开窍者：指埙（xūn），吹奏乐器，为大晟府“土部”乐器中唯一一种乐器。埙是古老的吹奏乐器，《诗经·小雅·何人斯》中有“伯氏吹埙”之语。埙本以土烧制而成，宋代大乐中所用的埙均以木为之，宋太祖诏令涂成黄色，“以本土音”（《宋史·乐志一》）。徽宗时期改制，刘昺以为用木埙代替土埙，有违八音古制，雅乐改用土埙，故而孟元老特意描述南郊大礼所用不同于“常乐”的土埙形制。政和三年（1113）以后，埙亦施用于燕乐，“宰执亲王宗室百官入内上寿”条中有“次列箫、笙、埙、篪、觱篥、龙笛之类”，所用也可能是大晟埙，而非原来以木制成者。

即如笙而大者：指大晟府增制的“匏部”乐器。“匏”指匏瓜，是古代对葫芦的称呼；匏类乐器，顾名思义，应以匏瓜为笙斗（共鸣腔）而制成乐器，包括笙、竽之类。唐时笙斗原为匏制，后改为木制，只是刻成匏的形状而已，北宋也沿用此法。徽宗崇宁年间（1102—1106）刘昺提举大晟府，“乃更其制，下皆用匏”，制作出竽笙、巢笙、和笙、闰余匏、九星匏、七星匏等六种名副其实的“匏部”乐器，用于雅乐，政和三年（1113）以后，大晟“匏部”乐器亦用于燕乐。《文献通考·乐考十一》引宋人陈旸《乐书》：“盖笙为乐器，其形凤翼，其声凤鸣，其长四尺。大者十九簧，谓之‘巢’，以众管在匏，有凤巢之象也；小者十三簧，谓之‘和’，以大者唱则小者和也。”据此，笙的尺寸都是四尺，但是不同簧数的笙，调高不同，故有大、小之别，“大”“小”指的是音调高低。孟元老所说“如笙而大者”，说明大晟乐中的笙类乐器与原来的笙造型相同，但是更“大”，他所描述的却应是笙的尺寸，很可能说的是列于大晟乐“匏部”之首的竽笙。笙是定律性的乐器，其形制上的变化，应与大晟乐律制度的改变有关。

何如箫而增其管者：应指大晟“竹部”乐器中的箫。宋人陈旸《乐书》：“竹部有三：曰长笛，曰篪，曰箫。”中国古代的箫是一种编管乐器，即我们今天所说的“排箫”。古人认为箫是模仿凤凰的一种乐器，音色似凤凰之声，形状如凤凰之翼，不仅仅是一种作乐之器，而且承载着音乐理念。《宋史·乐志四》：“乐始于律而成于箫。律准凤鸣，以一管为一声。箫集众律，编而为器：参差其管，以象凤翼，箫然清亮，以象凤鸣。”箫乃十二律之本体，在雅乐中扮演着“以合众声”的重要角色。

圜丘坛前面陈设宫架乐：前面陈列编钟、玉磬，悬挂钟、磬的架子，有如寻常乐队中悬挂方响的架子，但是架子的高度和长度都有所增加。编钟的形体稍扁，分上下两层悬挂在架子上，架子的两角缀着流苏。玉磬的形状如同曲尺，挂绳系在玉磬向上弯曲的尖角处，也挂在架子上，分上下两层悬挂。其次，排列几架大鼓，或者三个一组，或者五个一组，用木棒串联连结，立着插在鼓架的底座上。又有一口大钟，名叫景钟；有一种鼓，名叫节鼓。有琴，但是比普通的琴要长；有像筝的乐器，但是比筝要大；有一种乐器，是截取竹子而成状如箫管、两头留存竹节、横着吹奏的；有用泥土烧成状如圆球而在上面开孔的；有像笙却比笙大的；有像箫却比箫的簧管有所增加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