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久张汤奉命与中大夫赵禹共同修订法令赵禹为官也一贯清廉执法严

不久，张汤奉命与中大夫赵禹共同修订法令。赵禹为官也一贯清廉，执法严格，不徇私情。他甚至有意与公卿贵族、亲朋好友断绝往来，以便秉公执法，杜绝因私枉法。张汤对赵禹也十分敬重，以兄礼事之。二人紧密合作，共同把过去的法律细致化、条文化，增补了许多内容。通过这次修订，律令增补到条，砍头罪条，事，并且拟用了多件案例来说明死罪，使法网空前严密。其中有两条专门用来约束在职官吏的新法最为著名：一叫“知见法”，是指官吏遇到有人犯罪而不告发就与犯人同罪二叫“故纵法”，就是指官吏审案，如果错误地把罪犯从轻发落也要治罪。他这次制定的律令，特别是其酷刑的矛头，主要是指向政府贪赃枉法的官吏和地方豪强的。新律令很快得到了汉武帝批准，从此，张汤就凭借这些严酷的法令，以较为残暴的手段，对豪强权贵进行严厉打击，同时镇压人民的反抗斗争。

严刑酷法

张汤在审案时往往是打击豪强，扶助贫弱，遇到下户平民被告，他常常委婉地对汉武帝解释，帮助开脱，争取从轻处理遇到贵族豪强仗势欺人，触犯法律时，往往不避权贵，从严处理，有时甚至把皇帝都打算赦免的罪犯杀掉。

汉武帝元朔三年（前），张汤升任廷尉，成为九卿之一，掌握全国最高审判大权。他在廷尉任内处理的最大案件是淮南王和衡山王谋反的事件。

淮南王和衡山王都是地方割据的代表人物。文帝时，淮南王刘长就曾因谋反被废。他的儿子刘安即位后仍怀异心，就在封国内大肆招揽天下贤才、豪杰，达数千人，集体编成《淮南鸿烈》一书扩大影响。到武帝时，刘安更是暗地里修治武器，积攒钱粮，蓄谋造反。王后荼和太子迁也专擅国政，强抢民田，滥捕无辜，无视王法。衡山王刘赐听说淮南王有反叛的打算，也与门下宾客秘密计议做谋反准备。二人迅速勾结起来。正当他们紧锣密鼓地筹备谋反之时，其阴谋被人告发。汉武帝迅速派使者到淮南搜查王宫，刘安在毫无防备的情况下，被从宫中搜出了为谋反而准备的大量武器、私刻的皇帝玉玺和百官印绶等。鉴于谋反证据俱在，武帝当即派官员持节去逮捕淮南王刘安，使者尚未到达，刘安就畏罪自杀身亡。衡山王刘赐闻讯也自杀身亡。武帝欲趁此机会，彻底铲除二王势力，于是就把此。事交给张汤处理。

张汤接手此案后，迅速深入调查，对那些横行一方，目无王法，妄图谋反的皇亲贵族及其门客毫不手软，将其一网打尽。他首先判处淮南王后荼和太子迁死刑，对于淮南幕僚，也全部处死，并悉数灭族，此案前后株连达数万人，其中仅受牵连的列侯、二千石及贵族就达数千人。淮南王门客伍被和严助都参加了刘安的谋反活动，可武帝爱惜他们的才华，又加上他们曾劝阻过淮南王谋反，打算赦免他们二人。张汤得知这一消息后，立即向武帝进言，讲明了姑息养奸后不可收拾的道理，最终获得武帝同意，仍将二人处死。这是自西汉建立以来中央政府对诸侯王势力最为沉重的打击之一，至此，诸侯王再也无力与中央对抗了。

张汤由于平叛有功，获得了武帝的进一步信任。元狩二年（前），擢升为御史大夫。张汤在任七年，这期间的两任丞相李蔡和庄青翟皆平庸无能之辈，因而朝政大事皆由张汤裁决，张汤也达到了其政治生命中最辉煌的时期。

张汤开始执掌朝政的时候，西汉政府的财政经济已极度困难，国库空虚，入不敷出，连武帝也不得不节衣缩食。究其原因，一方面是连年战争，消耗太大，又适逢连年水旱灾害另一方面是贵族豪强及富商大贾趁机利用铸钱、煮盐、冶铁等生意牟取暴利，使财富愈来愈集中到他们手中的缘故。为了扭转这种局面，西汉政府接受了著名理财家桑弘羊的建议，采取了统一货币、禁止私人铸钱、对盐、铁等由国家实行专卖、均输平准等一系列理财改革措施，与豪商地主争夺财源。改革收到了明显的效果，国家的财政状况由原来的入不敷出，一下子变成了各种费用以亿万计，财政问题基本得到了解决。

在上述理财措施的实施过程中，张汤始终坚定不移地支持桑弘羊的改革措施，还提拔了一批不畏豪强权贵的官吏如义纵、王温舒等人来贯彻这些措施。他们对阻碍改革的那些权贵富商进行了严厉镇压，仅在币制改革中就杀了违反法令、私自铸币者几十万人。在改革中，政府还规定全国一律按财产征税，对商人加倍征收。为了保证这一政策的实施，张汤制定了“告缗令”，如果有人隐匿财产数目，逃避征税，其他知情人可以告发，被告发者的财产就要被没收，一半交入国库，一半赏给告发者。全国顿时兴起了“告缗”之风，据史书记载，当时中等以上的商人大都倾家荡产。通过这个方法，西汉政府没收到了数以亿计的财物、数以千万计的奴婢和大量土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