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久，张汤奉命与中大夫赵禹共同修订法令。赵禹为官也一贯清廉，执法严格，不徇私情。他甚至有意与公卿贵族、亲朋好友断绝往来，以便秉公执法，杜绝因私枉法。张汤对赵禹也十分敬重，以兄礼事之。二人紧密合作，共同把过去的法律细致化、条文化，增补了许多内容。通过这次修订，律令增补到条，砍头罪条，事，并且拟用了多件案例来说明死罪，使法网空前严密。其中有两条专门用来约束在职官吏的新法最为著名：一叫“知见法”，是指官吏遇到有人犯罪而不告发就与犯人同罪二叫“故纵法”，就是指官吏审案，如果错误地把罪犯从轻发落也要治罪。他这次制定的律令，特别是其酷刑的矛头，主要是指向政府贪赃枉法的官吏和地方豪强的。新律令很快得到了汉武帝批准，从此，张汤就凭借这些严酷的法令，以较为残暴的手段，对豪强权贵进行严厉打击，同时镇压人民的反抗斗争。

严刑酷法

张汤在审案时往往是打击豪强，扶助贫弱，遇到下户平民被告，他常常委婉地对汉武帝解释，帮助开脱，争取从轻处理遇到贵族豪强仗势欺人，触犯法律时，往往不避权贵，从严处理，有时甚至把皇帝都打算赦免的罪犯杀掉。

汉武帝元朔三年（前），张汤升任廷尉，成为九卿之一，掌握全国最高审判大权。他在廷尉任内处理的最大案件是淮南王和衡山王谋反的事件。

淮南王和衡山王都是地方割据的代表人物。文帝时，淮南王刘长就曾因谋反被废。他的儿子刘安即位后仍怀异心，就在封国内大肆招揽天下贤才、豪杰，达数千人，集体编成《淮南鸿烈》一书扩大影响。到武帝时，刘安更是暗地里修治武器，积攒钱粮，蓄谋造反。王后荼和太子迁也专擅国政，强抢民田，滥捕无辜，无视王法。衡山王刘赐听说淮南王有反叛的打算，也与门下宾客秘密计议做谋反准备。二人迅速勾结起来。正当他们紧锣密鼓地筹备谋反之时，其阴谋被人告发。汉武帝迅速派使者到淮南搜查王宫，刘安在毫无防备的情况下，被从宫中搜出了为谋反而准备的大量武器、私刻的皇帝玉玺和百官印绶等。鉴于谋反证据俱在，武帝当即派官员持节去逮捕淮南王刘安，使者尚未到达，刘安就畏罪自杀身亡。衡山王刘赐闻讯也自杀身亡。武帝欲趁此机会，彻底铲除二王势力，于是就把此。事交给张汤处理。

张汤接手此案后，迅速深入调查，对那些横行一方，目无王法，妄图谋反的皇亲贵族及其门客毫不手软，将其一网打尽。他首先判处淮南王后荼和太子迁死刑，对于淮南幕僚，也全部处死，并悉数灭族，此案前后株连达数万人，其中仅受牵连的列侯、二千石及贵族就达数千人。淮南王门客伍被和严助都参加了刘安的谋反活动，可武帝爱惜他们的才华，又加上他们曾劝阻过淮南王谋反，打算赦免他们二人。张汤得知这一消息后，立即向武帝进言，讲明了姑息养奸后不可收拾的道理，最终获得武帝同意，仍将二人处死。这是自西汉建立以来中央政府对诸侯王势力最为沉重的打击之一，至此，诸侯王再也无力与中央对抗了。

张汤由于平叛有功，获得了武帝的进一步信任。元狩二年（前），擢升为御史大夫。张汤在任七年，这期间的两任丞相李蔡和庄青翟皆平庸无能之辈，因而朝政大事皆由张汤裁决，张汤也达到了其政治生命中最辉煌的时期。

张汤开始执掌朝政的时候，西汉政府的财政经济已极度困难，国库空虚，入不敷出，连武帝也不得不节衣缩食。究其原因，一方面是连年战争，消耗太大，又适逢连年水旱灾害另一方面是贵族豪强及富商大贾趁机利用铸钱、煮盐、冶铁等生意牟取暴利，使财富愈来愈集中到他们手中的缘故。为了扭转这种局面，西汉政府接受了著名理财家桑弘羊的建议，采取了统一货币、禁止私人铸钱、对盐、铁等由国家实行专卖、均输平准等一系列理财改革措施，与豪商地主争夺财源。改革收到了明显的效果，国家的财政状况由原来的入不敷出，一下子变成了各种费用以亿万计，财政问题基本得到了解决。

在上述理财措施的实施过程中，张汤始终坚定不移地支持桑弘羊的改革措施，还提拔了一批不畏豪强权贵的官吏如义纵、王温舒等人来贯彻这些措施。他们对阻碍改革的那些权贵富商进行了严厉镇压，仅在币制改革中就杀了违反法令、私自铸币者几十万人。在改革中，政府还规定全国一律按财产征税，对商人加倍征收。为了保证这一政策的实施，张汤制定了“告缗令”，如果有人隐匿财产数目，逃避征税，其他知情人可以告发，被告发者的财产就要被没收，一半交入国库，一半赏给告发者。全国顿时兴起了“告缗”之风，据史书记载，当时中等以上的商人大都倾家荡产。通过这个方法，西汉政府没收到了数以亿计的财物、数以千万计的奴婢和大量土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