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达有四子三女。长子徐辉祖有才气，徐达死后，继承爵位。三个女儿，长女嫁给朱元璋的儿子燕王朱棣为妃，后来燕王夺权称帝，徐妃被册立为皇后。其余两个女儿，也都嫁给了朱元璋的儿子，一个是代王朱桂的妃子，一个是安王朱楹的妃子。

刘基

（～）明初大臣、文学家。字伯温，浙江青田人。元至顺间举进士，任高安丞，有廉直声。又任江浙儒学副提举。博通经史，尤精象纬之学，时人比之诸葛亮。

元至正年间，方国珍起兵海上，被辟为江浙元帅府都事以招安，又任为行枢密院经历。因忤执政意弃官还乡。至正十九年（），朱元璋下处州，闻刘基及宋濂等名，次年礼聘而至。他上书陈述时务十八策，倍受宠信优礼。参与谋划平定张士诚、陈友谅与北伐中原等军事大计。吴元年（）为太史令，进《戊申大统历》。奏请立法定制，以止滥杀。不久，拜御史中丞兼太史令。朱元璋即皇帝位后，他奏请设立军卫法，又请肃正纪纲，人惮其严。尝谏止建都于凤阳。洪武三年（）授弘文馆学士。十一月大封功臣，授为资善大夫、上护军，封为诚意伯，岁禄二百四十石。刘基佐明太祖朱元璋平天下，太祖比之为张良，呼为“老先生”。基论天下安危，义形于色，遇急难，勇气奋发，计划立定，人莫能测。屡劝朱元璋修德省刑。为政颇有知人之明。四年，赐归。

刘基居乡隐形韬迹，惟饮酒弈棋，口不言功。寻以旧憾为左丞相胡惟庸所讦而夺禄。入京谢罪，留京不敢归，以忧愤疾作，胡惟庸曾派医生探视。八年，遣使护归，居一月而卒。后涂节谓其死实为胡惟庸投药所致。正德八年（），加赠太师。

刘精通天文、兵法、数理等，尤以诗文见长。其文与宋濂齐名，诗与高启并称。诗文古朴雄放，不乏抨击统治者腐朽、同情民间疾苦之作。著有《郁离子》十卷，《覆瓿集》二十四卷，《写情集》四卷，《犁眉公集》五卷等，后均收入《诚意伯文集》。

《六韬》是中国古代著名兵书，宋代颁定的“武经”之一，旧题周吕尚撰。吕尚，字子牙，原姓姜，周人称之为师尚父或太公望，为周初军事家、谋略家。然而，“古未尝有著述之事也”（章学诚《文史通议·诗教上》）。就是说周初尚无出现个人著述，所以《隋书·经籍志》题“周文王师吕望撰”，显系托名。它的真正作者已不可详考。但是，根据《汉书·艺文志》将其列于道家类，“道家者流，盖出于史官。历记成败、存亡、祸福、古今之道，然后知秉要执本。”（《汉书·艺文志·诸子略》）和其内容“规模阔大，本末兼该”（朱墉《武经七书汇解》）而又多史实记述等方面推测，它很可能出自后世史官们的手笔。

关于《六韬》的成书时间。由于原书作者姓氏失传，对于它是不是一部先秦兵书乃至具体成书时间也就引起了后人的种种猜测。自北宋何去非首先提出对《六韬》怀疑之后，南宋叶适遂判其为伪书。此后，宋明以来的学者群起而应之，南宋的黄震，明代的宋濂、胡应麟、焦肱、张萱，清代的姚际恒、姚鼐，近代的梁启超，现代的黄云眉等均断定《六韬》为伪书。究竟伪在何时，也有不同意见：一为周末说，“《六韬》言骑战，其书当出于周末”（卫应麟《困学记闻》卷五）；二为楚汉说，“今所传《六韬》、《三略》，乃楚汉间好事者所补”（张萱《疑耀》卷二）；三为汉以后说，《六韬》为“汉以后人伪撰”（梁启超《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四为魏晋说，“考《汉志》有《六搜》，初不云出太公，盖其书亡于东京之末，魏晋下谈兵之士，掇拾剩余为此，即《隋志》《六韬》也。”（胡应麟《四部正讹》）。年代初分别在山东临沂银雀山汉墓和河北定县汉墓南北两地出土了竹简本《六韬》和《太公》。据专家们考证，这两座汉墓的埋葬时间，前者至迟在汉文帝即位之前（前年），亦可能在秦楚之际（前～前）；后者断为汉宣帝王凤三年（前）。很显然，简书书写年代应在埋葬之先，而成书年代又必定在书写年代之前；既然埋葬年代为汉初或秦汉之际，那么上述所谓秦汉以后伪撰的说法不攻自破，《六韬》为先秦兵书便确定无疑了。具体成书于先秦的哪个时期，这是汉简所没有解决的。近年发表了一些考据文章，主要有两种意见，一是春秋说，认为《六韬》“著作的时代大抵在社会变革的春秋时代”（宗彦群《从临沂一号墓出土的竹简看秦始皇“焚书”、的革命措施》，《文物》年第期）；一是战国说。笔者认为战国说较合情理，其理由是：（）《六韬》开始杂取儒、道、法、墨等家的思想，这种各家思想开始走向融合和统一的趋势，只能发生在战国以后，不可能在春秋之前。（）《六韬·武韬·兵道十六》引有“黄帝曰”，黄帝的传说最早出现于《左传》、《国语》、《逸周书》，这三部古籍均为战国时作品，尽管所依据的材《六韬》书影料可能会早一点，但黄帝的传说流行却在战国尤其是战国中期以后（吴光《黄老之学通论》，浙江人民出版社，年月）。所以，引用黄帝之言的书只能在战国以后。（）《六韬》中比较详细地记述了骑兵部队的编制、骑士的选拔和骑战战法，其最高战术单位是二百骑，车骑比例是一比六或一比十，主要任务是邀敌、追击、奇袭和骚挠敌人等。这些情况既不是春秋时期的情况，也不可能是汉以后的情况，因为汉时骑兵已跃居于诸兵种的首位，韩信破赵时用骑兵二千名；文帝时一次出征动用骑兵十万名，车骑比例达一比一百。所以说《六韬》反映的骑战只能是战国时的情况。（）《六韬》中的“避正殿”、“将相分职”、“万乘之主”、“百万之众”等内容都反映了战国时代的特点。

关于《六韬》的著录。以往一般认为《汉志》无《六韬》，《隋志》始著录；或谓《汉志·儒家类》之《周史六搜》即今本《六韬》，这是不正确的。《汉志》著录有《六韬》，但无《六韬》之名，它包含于道家类《太公二百三十七篇》之中，即其中的《兵八十五篇》。《汉志·兵书类·兵权谋》下的注释说“省伊尹、太公、管子、孙卿子、鹃冠子、苏子、蒯通、陆贾、淮南王，二百五十九篇；出司马法入礼也。”这就是说，太公的论兵著述已著录于《太公二百三十七篇》之中，兵书类省略不录。《六韬》系道家之流所为，内容亦多言道，《汉志》将其归人道家类是理所当然的。《太公兵八十五篇》何时以《六韬》之名行世？有人据《庄子》中“从说之则以《金版六搜》”断为战国时已有《六韬》之名行世，看来证据不足。《史记》称《太公兵法》，《汉志》称《兵》，两地出土的汉简均有篇题名称，而均未见《六韬》之名。现在所能见到的较早记载《六韬》之名的文献是《后汉书》和《三国志》，其中有：“《太公六韬》有天子将兵事，可以威厌四方。”（《后汉书·窦何列传》）“善诵《太公六韬》。”（《后汉书·徐传》及《左雄传注》）“宜急读《孙子》、《六韬》、《左传》、《国语》及三史。”（《三国志·吕蒙传注》引《江表传》）由此推知东汉以后《六韬》之名才开始流行，到唐魏徵等编《隋志》时首次在书目中著录为《太公六韬》，后世相沿至今。